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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快三官方2024-03-09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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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康”后不适如何缓解？官方详解第十版诊疗方案******

　　中新网北京1月10日电(韦香惠)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第十版诊疗方案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表示，医疗救治是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当务之急，做好诊疗关口前移和重症患者救治是重要着力点。

上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持续扩容增能殷立勤摄

　　新版诊疗方案进一步丰富诊断和治疗手段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介绍，在诊断标准上，将新冠病毒的抗原检测阳性纳入了诊断标准，主要考虑是抗原检测对病毒载量高的感染者有非常好的检测灵敏度，特别是随着抗原检测技术不断优化和成熟，因此新冠病毒感染者特别是病毒载量高的感染者检出率比较高。同时，抗原检测非常方便，简单易行，方便感染者在家里进行自测。

　　在临床救治方面，国家卫健委充分借鉴三年来取得的宝贵经验，一是加强关口前移；二是进一步规范重症救治；三是坚持中西医结合；四是进一步强化新冠病毒感染与基础疾病共治理念。

医护人员为市民进行氧饱和度检测。　殷立勤摄

　　临床分型为何取消普通型，增加中型

　　郭燕红解释，中型定义是持续高热大于3天，在静息状态下吸空气的指氧饱和度要大于93%，影像学可见特征性的新冠病毒感染肺炎表现，但是它比重型，也就是氧饱和度小于93%的程度要轻，这类病例归类于中型。

　　她表示，第十版诊疗方案的调整是根据感染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分为轻型、中型、重型和危重型，更加符合临床实际。临床分型调整以后，也更加有利于医务人员对患者的病情进行综合研判，并给予综合的治疗措施。

医护人员在CT扫描室帮助市民进行拍片。　殷立勤摄

　　高危人群为何由60岁以上调为65岁以上

　　第十版诊疗方案中的重型和危重型高危人群的判定标准，年龄从第九版的大于60岁改成了大于65岁。

　　对此，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解释，关于这次微调，在临床实践中，确实发现65岁以上的患有基础病、尤其没有打疫苗的人群重症化和危重症比例更高，目前临床上也发现了这样的现象，所以这次诊疗方案进行了微调。

　　“不管60岁还是65岁，我们都要强调伴有基础病的、没有打疫苗的更需要关注。”王贵强表示，希望在临床实践中将这些高风险人群纳入管理，早期干预和观察，发现问题及时转送上级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最大限度降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村卫生员在卫生室准备中药与县乡医务人员及村干上门开展巡诊服务。　吴德军摄

　　针对“阳康”后不适，提出三种治疗方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提到，每一位患者都十分关注“阳康”后的不适，第十版方案根据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临床特征提出了三个状态的治疗方案。

　　他介绍，一是针对乏力伴有脾胃功能虚弱，提供了经典名方六君子汤治疗；二是针对乏力伴易出汗，心慌胸闷等不适，推荐了沙参麦门冬汤、竹叶石膏汤等经典名方；三是针对目前最常见的咳嗽痰少等不适，方案推荐了射干麻黄汤。

　　刘清泉表示，第十版方案非常关注核酸、抗原转阴后的诸多不适，尤其是更加适用于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转阴后的康复治疗。(完)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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